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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县宝塔寺
临洮，古称狄道，兰州南大门，自古为西北名邑、陇右重镇、古丝绸之路要道，是黄河上游古文化发祥地之一，有“彩陶之乡”、‘’兰州的后花园”的称号。
元明以来临洮县洮河沿岸的佛教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宝塔寺在一定程度上就反应了这一历史现象。但在古籍中对这一现象并没有重视，记载较少。近现代学者也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研究，只有任弼霞《试论临洮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历史及现状》一文曾论述了临洮大寺（宝塔寺）的历史沿革。而对于在临洮大寺旧址上修建的宝塔寺及其以端竹领占为代表的一些僧人，在明代汉藏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谢继胜在《宁夏固原须弥山圆光寺及相关番僧考》一文中，曾简单论述了宝塔寺相关僧人的事迹。但总的来看，学界对宝塔寺及元明以来洮河沿岸藏传佛教的研究是比较匮乏的，虽有学者在论著及文章中提及，但都是简单论述，很少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全方位的探讨和研究，尤其是临洮宝塔寺，在《明实录》中的资料比较丰富，因此对宝塔寺及洮河沿岸的藏传佛教进行更进一步。
宝塔寺八十年代山门照片
宝塔寺历史沿革
忽必烈至元元年（年），元世祖忽必烈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八思巴领之，以国师身份职掌全国佛教事务及吐蕃地区的军政大事，因此需要长期频繁往来于汉藏之间。据史料记载，八思巴曾在汉藏交界的锡香根城（今临洮县城）管理甘、青、康、藏等地的吐蕃人及其事务。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元世祖至元八年至至元十一年（-），八思巴在出居临洮期间在此地主持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临洮大寺（即宝塔寺的前身）。虽然在《元史》等官方史书都未明确记载此事，但很多其他史料中依然记有此事，可以断定临洮大寺是在八思巴的主持下修建的。如据明《宝塔寺报恩碑传流碑》载：“寺在陕西临洮府治北侧，原系僧纲司公署之所。去京师四千余程，其名宝塔，是元帝师八思巴幸迹，金饰吉祥塔说法台，遗像有焉。”此碑是明重修宝塔寺时明人所书，有很高的可信度。至元八年（年）的八思巴已受命制成“大元国字”，“升号帝师，大宝法王”，地位日隆，他亲自主持修建的大寺，其形制自不会低于其弟子格西巴建立的卓尼禅定寺，就如今的禅定寺来看，依然是萨迦派的经典建筑，西北名寺，建制依然完整，当年不亚于其临洮大寺规模建制可见一斑。据《狄道州志》记载，大寺建成之初东至东城墙，南至广福巷，西至经文巷，北至北城墙，直接城北门，呈镰刀形，气势雄大。据此可知宝塔寺当年的雄伟壮阔景象。由于八思巴在临洮经营三年多，且完成了多部佛教理论的著述，他在临洮完成了《皈依、发愿、灌顶之教戒》、《胜乐修行法》等，并著《大幻变部坛诚仪规》献于忽必烈。更为重要的是，他聚集了大批学者在临洮进行讲经和翻译事业。《红史》和《王统世系明鉴》这两部书成于元末的藏文古籍中都提到，他们书中所引的关于唐代和吐蕃关系的史料是来自于宋朝时宋祁所编的《新唐书·吐蕃传》，而《新唐书·吐蕃传》是年八思巴的弟子胡将祖在临洮译成藏文，后来国师仁钦巴驻锡汉地时，对译文进行了核定，在临洮刻印刊行，广为流布。而现在大寺西面的仍有巷名曰经文，是书店、制砚的聚集区，其名称来由与繁盛到今的翻译和印行有很大关系。
自元代八思巴修建大寺，弘扬佛法以来，临洮及其周边地区的佛事活动及其鼎盛，大批寺院随之兴建。而这一系列活动则进一步扩大了萨迦派在甘青地区的势力，使得临洮成为当时甘青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成为名噪一时的“小西天”。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这种发展更为迅速。其典型事例就是在仁宗延祐七年（年），仁宗下诏各郡建八思巴殿，岁时致祭，“其制视孔子有加”。至治元年（年），英宗又令“绘制八思巴像十一，颁布各省”，让各地塑像祭祀，临洮大寺也建有八思巴灵塔。这一时期是宝塔寺发展史上的鼎盛阶段，此后，此寺相继从萨迦派改到噶当派，最终又成为格鲁派，在近代又发展为汉传佛教寺院。不幸的是，明永乐年间，临洮大寺就被战争摧毁了。史籍中虽没有具体的关于宝塔寺被毁的原因，但在一些其他的资料里，还是能隐约猜到被毁的原因。如在明太祖实录中，就有派兵到临洮平叛的记录。因此，以常理推论，宝塔寺很大可能上是被战争摧毁的，不然，那么壮观宏大的一座建筑群在没有信仰危机的情况下仅仅不到年就片瓦不存，很令人费解。
明朝时期，在元代临洮大寺的基础上建立了五座小寺。唐朝尉迟恭监修，明永乐年间重修的圆通寺，和成祖、宣宗年间相继新建的宝塔寺、广福寺、隆禧寺、圆觉寺，合称“东北五寺”。其中以宝塔寺规模最大，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大寺的香火。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宝塔寺原名宝积寺，里面有八思巴的木塑，且《第二世一切知嘉木样全集》有嘉仁巴·楚丞巴请求为临洮噶丹却丕林寺撰写寺规，也就是写给宝塔寺的。乾隆版《狄道州志》卷一也载：“僧纲巴，在州治东北宝塔寺，今废。”《临洮府志》卷六也载：“僧纲府司，在州治东北宝塔寺内”。据此，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宝塔寺的重要作用，是临洮府都纲司所在地。更为明显的表现则是在明朝宝塔寺内僧人在频繁进京朝圣的过程中，与中央王朝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受到明朝统治者的多次封赏。如“领天下释教”并“赐印诰、银钞、彩币”“的大宝法王”哈立麻又如“大敏法王”端竹领占多次进京朝奉且屡受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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